姚小平——学外语全靠恒心

    祖籍浙江省平湖县乍浦镇，1953年3月23日生于上海。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外语教学与研究》双月刊主编，《当代语言学》、《语言研究》、《语言科学》、《外语学刊》杂志编委。沈阳师范大学、北外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福建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东北师大等校兼职教授。无党派。

    我的英语基本上是自学得来的。父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历史。那时燕京很多课程用英语开设，学生无论读哪一科，都不能不懂英语。而父亲早年就读于一所教会中学，英语本来就有基础，后来又曾去洋行实习，还在中学、大学教过英语。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文革期间那样空闲的年头，他也没有教过我；就连指点一二这样的事，也记不得是否有过了。不过，他为我买了不少英文读物、课本、工具书等，有些保留到了现在。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买来的书，而是父亲自己译的《天方夜谭》（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现在多称《一千零一夜》）。那是解放前的版本，书页已经泛黄，封面用布浆过，可惜抄家时被没收了，没能再讨回来。
　　我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967年进中学之后，所谓“复课闹革命”，就是在那一年。老师教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便开始领我们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对这样的中式洋话，大家起初还觉得新鲜，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加之英语老师的江浙口音很重，怎么听也像在唱滑稽，而不像是外国话。不过我还是觉得蛮有意思，而且有一天，我突然对音标着了迷，心想：这东西倒不错，把它掌握了，就能读出每个英文词的音，再学会查字典（这比学音标还要简单！），英语不就学会了么？这是我开始学外语后产生的第一个天真的想法。于是我抄下几十个国际音标，拿去问父亲，可没想到他一个也读不出来。他说，他们那时侯根本就没学过这种东西。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这怎么可能呢？不懂音标，怎么能学英语，怎么学好英语呢？那时的我，就是这么幼稚，连音标只是几十年前的发明，而英语却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简单的道理，竟然也不明白。
　　从父亲那里得不到帮助，我只好去找弄堂里一个复兴中学的高中生，向他讨教音标的读法。靠了他的点拨，费了一番工夫，我终于把音标学会了。可是一开始，由于老师的关系，也由于缺乏听说的环境，我的发音肯定是很糟糕的，以后听了英语广播，才逐渐纠正过来。模仿发音的能力想必是一种普遍的语音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够把一种外语的语音语调学得像模像样，那么他学起其它外语或者方言来，多半也能把发音模仿好。实际上，很多人都具有这种普遍的语音能力，所以能够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说一口好听的英语。但也有一些人，怎么都学不像，口音很重。只要不妨碍理解，语音语调略差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说普通话，从我们江浙人口中说出来总不免带一点吴音，但一般不会影响交际。就语言的构造来看，语音终究只是它的外壳，词汇和语法才是实质。
    现在人们学英语，面对铺天盖地的教科书和教辅材料，要为怎样选择、鉴别而发愁。我们那时候却省心，不存在这一问题。1970年，我随大批上海知青下了乡，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县的一个山村，住土坯房，谁土炕，干各种农活。那是真正的农家生活，整整八年，那样的日子很无奈，也很浪漫。我的第一本英语教科书是谢大任主编的《医学英语》第四册。不是因为我喜欢那里面的医学名词，而是因为根本就觅不到别的教科书。
    到1972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广播英语”节目，这样我就可以利用回沪探亲的几个月，跟着电台读英语。只是那时还没有录音机，返回农村后，便失去了收听广播英语的机会。好在我有一架不错的收音机，可以收到BBC、VOA、Radio Moscow等许多外台的英语节目。这架收音机伴随我度过了许许多多个日夜，我的英语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帮我练出来的。如今常有学生问，“听力应该怎么练？为什么我总是听不懂？”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听力不好，一般说来应该到两个方面找原因。
　　第一，如果有一篇东西，里面一些关键的词我们不认得，或者对其中的句型不熟悉，语法关系不明了，那么听的时候就时不时会卡壳。所以，足够的词汇量和句型、语法知识是听力的基础。也就是说，良好的听力首先取决于熟练阅读。
　　第二，假如我们读一篇东西，既没有生词，也没有句型语法方面的困难，可是听的时候还是跟不上，反应不过来，那肯定是因为听得太少。坚持多听、反复听，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听懂。我们通过阅读学到的词汇，或者背下来的词，虽然可能记得很牢，但是在听的过程中，要在一瞬间把它们从记忆库里调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不断操练。
　　从听不懂到能听懂，中间会有一个似懂非懂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有些人会长一些，在有些人则短一些。无论怎样，都不要放弃努力。保持阅读习惯，扩大阅读面，逐渐聚积词汇，同时坚持经常听。最好每天都听。像做任何事情一样，信心非常重要：只要相信自己能听懂，就终有一天能听懂。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在听力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经过几年积累，到1975—76年的时候，我看英文的《北京周报》已经很少遇到生词。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听电台的英语广播，思维却跟不上，明明听起来像是熟悉的词，不是意思想不起来，就是辨不清词与词的关系。有一阵子，我听英语广播简直上了瘾，整日整夜地听。因为在农村的最后两年，我得了一份好差事，当了知青集体户的火头军，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学外语。白天做饭、收拾园子时，我总开着收音机；夜晚躺在被窝里，插上耳机，则能听得更专心。不知有多少回，醒来时发现收音机里还在说话。常有老乡来串门，好奇地问我总在听些什么，我就说，这是“上海话”。（要知道，那年头收听外台是要冒风险的，叫做“偷听敌台”，足以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就这样过了许多日子，有一天夜里，我听着听着忽然开了窍，感到聆听广播无非就是在读一本书，词语一个接一个在眼前跳出，呈现为清晰的视觉符号。能有这种感觉，或许也是因为听和读有着密切的关系吧。总之，那真正是一次质的飞跃，这之后，虽然仍会有听不懂的时候，但大都已是内容的问题，语言本身的问题不多了。
　　刚才说，要想听懂英语，词汇量要足够大。那么，怎样才能更快更牢地记住词汇呢？这也是初学外语者常问的问题。我想起自己初学的时候，跟大多数学习者一样，也曾为怎样记忆词汇而苦恼，并且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无非是把生词、短语抄在纸片上，每天诵读几遍。起先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量，每天至少背记多少个生词。凭借年轻时的好记性，一开始按照“指标”强记单词，保持相当的进度并不难。但到了一定阶段，我发现新词越来越难记，不得不放弃了定指标的做法。那时并没有象样的教科书，更没有好的读物，于是我便读起英汉词典来；边读边对词语做些归类，比如把谚语归作一类，把惯用语专门抄在一起，把动植物名称、金属名称、亲属称谓等等分别抄录。这样把词典读过一遍，做了词语摘编之后，脑子里过去零碎分散的词汇像是变得整齐而系统了，相关词语的各种联系也清楚了。那时分类集中背记过的词汇，有些知道今天还能脱口而出。
    我那样把英语词典当作书来读，现在看来精神足可嘉许，而那行为本身则不足仿效。现在大家学英语，大可不必再捧着词典啃读；即使有时间、有兴趣读，也不必去做分类摘抄，因为市面上早就有了英语分类词典（thesaurus）。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学到的词语，存入大脑词库（mental dictionary），想来总是分门别类储藏的，而不会七零八碎胡乱堆积。只是我们看不见、也意识不到自己脑中的词库是什么样子。所以，外语学到一定程度，就不妨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词库清理、归整一番，看看哪些东西磨损（遗忘）得差不多了，需要更新一下；或者还缺哪些东西，及时作些补充。这样来清理自己的词库，也符合语言学的理论。语言学上有一种说法，叫语义场（semantic field），意思是，词汇是一个大系统，里面又有许多中小系统、微系统。词语都是一群一群存在的，意义相关的词，例如上面说的各种疾病的名称，处在同一个语义场中，就好象物理学上的场，磁场、电场、引力场之类，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把同属一个场的所有成分捆绑在一起。
　　语义场是词汇存在的一种方式。在语义场里，词与词之间是类聚关系；同属一个语义场的词，是同时共现、并列存在的。一个个的语义场，好比大大小小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类词语，我们要用的时候，就打开抽屉去找。当然，这种找的过程可能只有零点零几秒，是神经元（nerve cell）的活动。
    除了语义场、类聚关系，词汇还有一种存在方式，也很重要，那就是组合关系。我们平常说话，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把词汇组合起来，以构成句子。上面说，处于类聚关系的词是同时共现的，而处于组合关系的词，则是按时间的顺序先后出现的。例如，“I drink water”这句话，三个词必须一个一个地说。电视里的全国城市气象图，是二维平面的，所有大城市的天气、气温都标在上面，可是从播音员的口里报出来，是一维的，只能一个一个城市来报。哪怕是外星人，假如会说话，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自然语言的这种特点，称为线性特征（linearity）。语言符号组合起来时，呈线性展开，跟时间的箭头一样向前延伸，是一个不可逆的（irreversible）过程。
    古人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以难追呢？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可逆的，像消逝的时间那样，一去而不返。但我们平时使用语言，无论听说读写，却明明是可逆的（[reversible）行为：同一个句子，可以反复说；同一句话，会反复听到。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词的组合关系是以词的类聚关系为基础的。“I drink water”这句话里的三个词，分别属于三个语义场：1、人称代词—— I, you, he / she / it；2、表示吃喝一类行为的动词—— drink, eat, suck, bite, chew；3、指称饮料、食物的名词—— water, tea, coffee, food, fruit。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类语义场，我们才能根据说话的需要，从中选择适用的成分。当然，语法也不可缺，必须根据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把选中的成分组织起来构成句子。
    认识到组合和类聚这两类关系的存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词语习得过程的某些奥秘。比如我们说“how are you”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先到疑问副词、再到系词be、最后到代词这三个语义场里面去找三样东西，然后把它们拼装起来，而是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完整的单位来记忆的；存储的时候是一个整体，调取、应用的时候也是一个整体。许多看起来属于组合关系的词语，如惯用语（set phrase）、套话（cliché）、成语（idiom）、谚语（proverb，saying），还有一些基本的句式（sentence pattern），在一个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外语学习者的脑中，都是作为语义场的成分而存在的，这样，在调用的时候就很方便。
    为什么我们学习词汇时，不能单个、孤立、零散地去背和记呢？原因就在这里。孤立的词是没有用的，况且词也不会孤立地存在。词要么存在于语义场中，要么出现在短语、句子里；类聚关系或组合关系，非此即彼。所以，我们记诵词汇，要么成群成类地记，要么把它们放在句子里，连同句子一块儿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用；交叉互换着用，效果会更好。道理其实很简单，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慢慢去体悟。
    我在这里谈一点语言学的理论，还有相应的学习方法，希望这些对大家有用。但是对于我自己，这些只不过是wisdom after the event（马后炮）罢了。我那时学英语，哪里又懂什么语言学呢？再说，即使懂得语言学，难道就能很快掌握一门语言吗？不能！因为，理论只能起到导向、点拨的作用，而语言——特别是外语——主要是一种技能；要想学出一个模样来，就要舍得花时间去学。初学外语，全靠恒心。那时，在乡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些抄着英语生词和短语的纸片，走到哪儿读到哪儿。在田头，大伙休息的时候，我便掏出纸片，躲在一边读上一会儿。走路或坐车时，也念念有词。一直到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我还保持着这一习惯。但是，一开始需要坚持，是毅力问题，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好象哪天不这样做，生活的节奏就紊乱了，缺了点什么。
    现在想起来，学习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跟打网球差不多。我打网球，已有二十年的球龄了！周围人或旁观者总说，你能坚持锻炼，真有毅力。可是热衷某个体育项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根本就跟毅力无关。学习也一样，一旦你喜欢上一件事，就不由得你不去做。所以，到如今，读书、著述、打球，在我都已成了习性。每天到了哪个时辰，就做哪件事；工作、学习、生活，似乎有一种惯性在推动。我们学习一样东西，一旦按照生物钟的规律来进行，就会觉得轻松自在，不会有重负之感。
    外语学习是一项长期行为，需要经久不断的投入。在时间的分配上，不怕每天投入的时间少，就怕中断荒疏的时间长。我们现在学英语，将来还要学第二外语。很多人学二外，工夫没有少花，可是不能持之以恒，最后都还给老师，前期的投入于是全白费，很不划算。如果坚持数年，达到一定程度，就不会轻易忘记了。

    关于该不该学外语，学外语有无用处，外语对汉语的影响或干扰等等，学界坊间都有种种说法。我总觉得有些看法成问题，似乎是偏识，或属于错觉。不妨就在这里做点剖析。
    有人说，农村人学英语没用。这个话似是而非。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无用？无论城里或乡下，中小学生都要学历史地理，对这一点从没有人提出异议。三皇五帝、独立宣言、亚马逊河、珠穆朗玛峰，知道或不知道，有大关系吗？这样的知识有没有实用价值呢？学或不学，对日常、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登上珠穆朗玛峰，但我们最好还是知道，她是世界最高峰，高度是8846米（最新的数字是8844米）。很多东西，我们并不因为它们没有用，就不学不教。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知识必须有，外语的知识也应该有。
    退回两百年，不要说中国农民，就连士大夫、读书人，学洋文也有里通外国之嫌。但我们是现代中国人，外语是一个现代人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不学外语，或者没有学好，那我们的知识结构就有缺陷。我这样说，并不是就具体哪个人而言，而是把受教育者看作一个整体，缺了外语的话，知识结构就不完备。一个人如果没有外语知识，他就跳不出母语这一生来固有的语言世界，他的语言世界观就不免单一、偏蔽、狭窄。人类教育的目标总是理想化的，是要培养出完美、完整的人，只不过，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标准不尽相同而已。西方历史上，从古罗马起就把外语（希腊语）纳入教育范围，不懂外语就等于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则很晚，在学校里普遍开设外语还不到一百年。所以直到现在，有些人的观念还不能扭转过来，觉得外语可有可无，常常抱怨它没用。
　　说外语可有可无、不必人人都学的人，多半是工具主义者。假如外语仅只是一种工具，那我们当然就有理由怀疑它的普在价值，似乎可以视工种、职业、用途而定，用得上就学，用不上则不必学。但上面说过，外语是现代社会教育内容的一部分，是构成现代人知识结构的诸要素之一，是帮助我们跨越母语樊篱、认识语言世界的途径。我们可以学了不用，但不能不学。工具论是人类教育的大敌，大学如果都以工具论为转移，就跟职业培训机构没有区别；中小学如果任由工具论蔓延，那就连音乐美术都不必作为通开课了。工具论也导致在很多大学，特别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轻视外语院系，潜意识中把外语教师贬为二等，以为外语只是技艺不是学问，外语院系的人只配做其他院系的服务生。
    还有一种说法，称国人在学习外语上投入时间太多，以至忽视了母语的修炼，导致汉语水平整体下降。这也同样似是而非。以为外语学习“挤占”了中文课的时间，恐怕是一个错觉。从汉代到清末，两千年里国人除了读经书、作诗文、练书法，再没有比之更重要的课业，科举应试基本上也就是围着这些内容转。由于终日不离语言文字，古人的语言文字自然修炼得精纯优美。
    现代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就以中学生来说，精力分布在各门课程上，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历史、地理、社会、哲学等等，还得学电脑、用网络、发短信，电子游戏、卡拉OK不一而足，再加上学外语，分配给“语文”的时间能剩多少呢？“挤占”了母语读写时间的科目和兴趣实在很多，外语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门，何以不怨其它，唯拿外语是问？
　“外语学好了，汉语却差了。”——这又是一个错觉。外语好，汉语差，两者构不成负相关，否则怎么解释清末民初以来许多学人，中文外语都极佳？母语和外语可以互惠互补，相得益彰。人们倾向于夸大外语对母语的干扰，却忽视了学习外语的好处。学外语可以扩大母语的视野，增添母语的活力。从句法逻辑到概念词汇，从成语表达到格言警句，现代汉语得益于外语之处举不胜举。有人会说，有些作家不学外语，文字也很好。但我觉得，如果他们把外语学到手，文字会更好，表达会更丰富更生动。汉语固然是一个奇妙富足的语言世界，可是外面大大小小的语言世界也很精彩，可心可羡、可学可取的东西很多。
　“汉语水平下降”这个说法，本身也有问题，至少是含混不清的。我们最好来辨别一下，是哪方面、哪些人的汉语水平下降了。文言或古文的水平下降了？那是当然，也不必为此感到可惜。知识分子的语言文字水平下降了？那似乎也是事实。曾经有老辈学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语言文字知识，除少数专家外，显然下降了许多”（《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2日第9版胡邦彦文“从大处谈语言文字”）。不过我觉得，这其中又有分别。比如有些中青年学者、研究生，书信文字往往很流畅，也不乏文采。可是一旦写起论文来，就啰里啰嗦、疙疙瘩瘩，不但词不达意，还会前言不接后语。反过来的情况也常见：有些学生写起论文来有板有眼，语言也还畅达，却不大会作轻松文字，信文写得像公文。
    所以，不能泛泛地说他们的汉语水平下降了，要看是哪方面；学术语言和生活语言不是一回事。我甚至觉得，有时问题并不是出在语言本身上面，而是别的什么因素妨害了语言表达。例如这里说的两类人，前一类人可能是欠缺逻辑思维，后一类人则可能是缺乏生活的情趣。当然也有些学者，严肃文字和轻松文字都作不好，这就很麻烦了，他们的中文怕是真的出问题了。但有问题不等于“水平下降”，也许水平本来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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