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外语学习

    水天同， 1909年生于甘肃省兰州市，1923年进清华学校读书，于1929年秋赴美留学，先插入美国Oberlin College （ohio）三年级学习，后于1930年在Cornell大学选修“中世纪拉丁”。 1931年至1933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英国中世纪文学，兼读比较神话学等，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3年赴德、法留学，1934年6月自欧洲回国。尔后由梁实秋推荐去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任讲师。1936年参加由剑桥大学C. K. Ogden主持的Orthological Institute设立在北平的中国正字（基本英语）分会工作，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执教。1939至1948年任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校长。1948至1952年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兼院长， 1953年任西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4至1976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英语系教授，后在汉英辞典组担任编纂工作兼翻译。1977年任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顾问；1979年迁至月下任兰州大学教授，从事培养莎士比亚硕士研究生。作者于1939年为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翻译了《培根论说文集》（Bacon's Essays）， 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近又重新问世。其他译著尚有《英语语法要点》等。
    水天同具有深厚的外语造诣，精通英法德日意大利拉丁等语言，主攻方向为莎士比亚研究，是国内知名的莎学专家和翻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更是一名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1939-1948年在云南担任英专校长期间为国民党军队培养大批翻译，这些翻译人员多参加了著名的驼峰航线运输，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水天同出自名门，他的父亲水梓是解放前甘肃省教育厅厅长，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水天明是兰州大学外语系教授，其弟弟的三儿子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文革期间水天同被下放湖北沙阳农场，后参与汉英大字典主要编纂工作。1988年因心脏病发逝世。

我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但论我家世却不是地道的兰州人，而是临潭（古称洮州）乡下的，在清同治年间逃难来兰的外地人。我小的时候由祖母带着，家里人讲的是抹去棱角的洮州话。后来我家里也有人说兰州话了，那是我继母，但她的影响不大。我五岁进兰州师范附小，听到的也是各种方言（兰州话不占上风）。在中学里听到的方言更多，有河州话（即今临夏话），临洮话，漳县话，还有少量的湖南话，安徽话。有些老师也是用的家乡话，如河北话，湖南话，浙江话等，所以，可以说我从小在家乡就习惯于听不同的语音、语调，不但不以为难或奇怪，反而觉得有趣，有时也开玩笑地学着说几句。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我的外语学习可以说是无形中打了个基础。 我十岁小学毕业，正值放寒假，我每天除了写大字和背“大学、中庸”以外，过着比较自由的生活。有一天偶然发现上房的桌上有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中学）英文读本》第一册，翻开来一看一字不识！但是书中的插图全是外国人、地、物等。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人。他们的体貌和服装都使我感到新奇，有的还比较好看。于是我就天天翻那本书。有一天，我的三叔（水楠，他那时中学刚毕业）忽然问我：“你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是不是？”我说“是的。”他又问：“你想不想学英文？”我答：“想学。”于是我开始学英文了，无非是跟着我三叔“念”英文，有时也作为练习，抄写课文。寒假完了，那本书也念了约有半本，我对英文既不害怕，也不厌倦，而是很感兴趣，反正翻到新的一页，尤其新的一课，就可能看见插图，或学到一两句英国格言、谚语之类，觉得挺有意思。

1920年年初，我考上了兰州中学，当时是四年制。我进了一年级，英文课用的就是我已读过一半的《共和国英语教科书》第一册，和《纳氏文法》第一册。在开课之初，还用过一册日本人著的《英语初阶》，记得这是薄薄的一本书，差不多学了一学期，就放弃了，我因此对它印象不深。只记得它开头教了英语26个字母之后，就接着教单音节，如ba， bo， bi，等。后来才感到这是仿日语读本开头的“平假名，片假名”的，这以后是什么就记不得了，不过若说这种教材无用，也是不公正的。可是，现在想起来，教师把英语和我们学生显露出的困难看得太重了，因而把教学速度有意放慢，慢到许多人上课都感到不耐烦了。后来这本书突然中止，又把重点转到读本和文法上了。教法则用的是逐字逐句的翻译法（当然有的老师也说些英语，不过大多数时间内还是翻译而且是英译汉，讲解则等于讲自己的译文）。《纳氏文法》除了老师讲（即译）以外，还注重背诵，有的同学能背出许多条条来，但不会讲，更不会用。所以学了很久，甚至会背，却是用不上。这一本一年级读本和《纳氏文法》用了七个学期，还未读完。比较我在家里读中文（主要是《四书》和《史记精华录》和一些古诗文）的兴趣就差多了。但是当时对《纳氏文法》的教法实属太慢。七个学期尚未读完，用的时候也很少，这不就等于白读了吗？所以自从离开兰中以后，我很久没有看过那本文法。

我一进中学就自己花钱买邮票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订了一份《学生英语周刊》，不管看懂看不懂，从上海来的杂志使我感到是从外面吹来的一般新鲜空气。我每期都翻来复去看，不懂英文时就看英汉对照的文章，看了汉文再看英文，反正十句里懂了一句，也自慰为懂了。但我仅是“自欺”从未“欺人”。我的家庭和同学都不知道我家里还有这个“外来货”。从阅读这个刊物，我无形中与兰州以外的世界有了点联系，我对英语产生了更多的兴趣，甚至爱慕。

1923年夏天，我考上了清华学校，实际上是清华学堂，是一所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自1925年大学成立后，这个学校就停止招生，剩下的两个年级改为留美预备部。到北京后才知道各地考生要进清华，先须复试。三天复试，可把我紧张坏了。考试科目多，题目多，这姑且不提，到末一天，由教务长张彭春（字仲述，张伯苓先生的弟弟）亲自主持。他问了我三四句英语，我大概只答了一半，而且不知道对不对，出了考场，心里非常不安，但也只好“听天由命”。一个多月之后总算通知来了，录取了！克日报到上了课之后，心中更是惴惴不安，因为课程十九由外国教师用英语讲授，教材自然也多是美国教材。我以前学过的那点英语，词汇量远远不够，并且我可说是毫无口语练习，在课堂上老师问我，我根本听不懂，当然答不出。开学的那天教务长曾宣布“清华用的是淘汰制，学生在学期考试如果有两门不及格就须退学”。想到这点，我不由得诚惶诚恐。后来得到高年级同学的指教，我到商务印书馆买了一本《英华合解辞汇》，回来后天天翻阅，主要是记住英语的词义，上了堂就硬着头皮答问，久而久之，课堂上终算也有我的声音了。文法课是由一位英国老牧师A. L. Pollard-Urquhart（汉名吴可读）教，他自称没学过英语文法，但他懂得英语。我们用的教科书是一位在我国多年的老牧师Graybill著的综合教材，《英文津逮》第四册。老师一上堂就发纸，教我们用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默写。先是我们学生们合上书听他念。头一遍只听他慢慢地读课文，第二遍他念我们写，第三遍他念，我们自行核对所写的东西，自行改正，然后交卷。其余的时间他讲书中的某课课文，讲解无多，最后我们师生都默读课文（有时是一段小故事或一首短诗），然后下课。他非常准时，从不拖延课时，铃一响，他就合上书说声Good-bye就下课了。教我们“世界地理”的是谢求灵先生，福建人。他课内课外全用英语，一字汉语也不讲，给分很严，所以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但我发现在后来我到外国，畅游英、美、德、法、意等国时，我之所以能独自一人求学或旅游而毫无惧怕，基本上还是谢先生对“世界地理”这门课严格要求之功。

清华的老教师对我影响很大，其中有几位是我的同学都熟知的，如温德（Robert Winter）、翟孟生（R. D. Jameson）、谭唐夫人（Mrs. Danton）等，他们对我的多方教诲与帮助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但是，马约翰先生对我的启发与帮助是我永世难忘的。我初进清华时年方十四，眼睛近视，身体瘦弱，在体育课上，我是倒数第二。马先生不但教会我许多体育活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了我的胆量，解除了我的畏惧，教会我游泳），而且由于他课里课外都用英语，也使我敢于学着他用简单的英语进行日常的对话。这对于我是种没齿难忘的大恩。总之，旧清华的六年（1923一1929）是帮助我成长的六年，在身体方面，我增强了体力和胆量，在智力方面我学会了英语之外，对法语、德语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我最感激的是清华的图书馆，它是全校我最爱的地方之一，每逢星期日上午，往往我一人在两个相对的大阅览室里游逛测览。逐渐我学会了翻阅画报、杂志，也翻看富于插图的大字典。

1929年初秋，我们班（“留美预备部”）共36人，从上海乘船渡过太平洋赴美留学。我选定了英国文学这个科目，插入Oberlin College（Ohio）三年级。这件事清华早已替我办妥，但Oberlin的规矩说我必需再补上一年拉丁语或高等数学。我从小就怕数学，当然就同一年级合上拉丁语。教师Mrs. Sturgis是一位熟练而严格的老师，在她的教导下，我很快就爱上了这门外语，所以在1930年的Cornell大学暑期学校里我选修了一门中世纪拉丁。在这门课里读的课文，我早就全忘了，但是上课之初，Prof．Durham为了教拉丁语变化的基础，先给班上教了语音及语音变化的基本原则，这给了我一辈子学语音的基础知识。这六个星期的语音学习也为我后来对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从个人学习和教学经验，认为学习外语必须先学实际的语音常识，这也就是“听说领先”的第一步。

1931年秋，告别了Oberlin，我去哈佛大学当研究生。我的志愿是专攻文化人类学，亦即Ethnology或cultural Anthropo- logy。但当时哈佛并无专教这门课程的教授，学校准许我在比较文学科下报名，先学“普通人类学”，再选修几门有关的课程，如“比较神话学”、“比较语言学”等。我于是学这些“有关”的课程，以待专门从事文化人类学的教授来临。1931棗1933年我主要还是学习英国中世纪文学，旁及“比较神话学”等。有些同学告诉我：“你应该报名入神学院。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要考的语言太多，恐怕你过不了关。”于是我又一次学德语及希腊语。学了一年，二者考试都未过关，同时我得了胃病，于是停修希腊语。到了1933年夏，我的胃病加剧，于是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得到清华留美监督处的许可，决计赴欧“深造”一年。当时还想在德国学习“文化人类学”，但仅在Marburg－an－der－Lahn大学的暑期学校学了点德语，以后就到Heildelberg 等候大学开学。是年希特勒已经上台，我被告知学校正在“调整”，“你等一等再来吧”。我老老实实地等了两个多月，已到11月底，而该校仍在“调整”之中。我在巴黎的朋友们来信劝我早回巴黎为妙。于是我忙回巴黎。当时巴黎大学注册的日期已过，但还允许我选课旁听。我在巴黎大学的高级汉学研究所选了两门课旁听。一门是葛兰奈（Granet）教授的“中国古代思想”，一门是茅斯教授（Mauss）的“西伯利亚极北少数民族”。听两位教授的课所获得的人类学知识现在已经忘了 ，可是他俩的治学态度和教学精神我没有忘。他们和我在清华及哈佛的老师们以其为人，著作和对学生的态度，都给了我很大的教诲，可惜我律己不严，始终未能跟上他们于万一。

1933年5月，由于法国政局不稳，而我自己的官费将 ，胃病不愈，决定取道意大利再坐船经地中海、印度洋……回国。意大利之行是找平生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虽然实际上我只游了半个意大利，南方可说是根本未去，但我到过罗马，翡冷翠，阿西泽，波朗涅，最后在威尼斯度过了九天极为愉快的假日。我学来的意语虽是微不足道，但我衣袋里有本小小的Jachke编的《英意会话字典》。有了它的帮助，我度过了许多难关。此外，意大利人多数都会说法语，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因此，我可以说，在意大利的一月，实在是我这一辈子忘不了的畅游。

1933年6月回国，在北平度过了暑天。后经梁实秋老学长的推荐，我到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系主任又是一位清华老同学，洪深。他谈锋甚健，系办公室里常是谈笑声不绝。在系里我认识了一位波兰籍的女教师，还有李懋祥老前辈，他俩都是精通德语和英语的，因此我有机会讲讲德语。法语则有赵少候老前辈和我的启蒙老师朱传霖，但他们对我都太客气了，一句法语也不讲，八成是我不敢开口吧。我在山大的第二学年末（1936），风云突变。省主席军阀韩复榘想夺取山东大学的领导权，原校长赵太侔呆在南京，迟迟不返。恰逢我的老师翟孟生（R. D.Jame－son）教授邀我去北平参加他组织的中国正字（基本英语）学会。这是总部设在伦敦的Orthological Institute的分会。总会的主要负责人是C. K. Ogden（剑桥），秘书是Miss Lockwood。我在伦敦时曾访问过他们。我在哈佛的老师I. A. Richards，也是总会的负责人之一。我于是在1936年7月离青赴平。秋季开学后又在北师大兼任英文讲师。起先教书失败，学生嫌我太年轻，行将罢课，我赶忙表示辞职，不来了。后来师大当局又让我在教育系教几个钟点英文，我为了取得经验，欣然前往。后来又在私立中国大学教了约一个学期的英诗，这已是国难时期了。不久即辞职南下，赴昆明避难。在昆明，中国基本英语学会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了一所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办学的目的是为云南省培养中学英语师资。英专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由我担任校长。我的后台是我的老师，先是吴可读，后是温德。我在这两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又得到了许多中外友人的帮助，如闻一多、凌达扬等。虽然在那些年月办学确属艰难，但终于把英专办下来了，到1948年校舍也有了，学生也多了，省方也终于把我校经费列入预算，学校可谓前途光明。然而1948年的云南，阶级斗争尖锐化了，我思乡之念与马齿日增，终于在那年秋季辞职返故乡。多蒙兰大校长辛树帜优待，聘我为兰大教授，后来又蒙他慨允续聘英国文化协会补助云南英专的两位英国女教师Mrs. Pearson和Miss Harris为兰大教师。我和兰大原有的教师于兰州解放之初（1949年9月），经校方同意办起了兰大英语系。1952年院系调整，英文系的学生除调干者外，一律调到西安西北大学，我也于1952年年底随之前往，任该校外文系主任。那时广大的西北地区就只剩这一个外文系了，而系里学生为数不多且情绪不高。教师老老少少却有不少（约三十以上），这个系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与历史系合系办公。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向上级“陈情”，争取到了一间办公室，一方面安定人心，让教师们多少有课可教，另一方面常跑学生宿舍，同他们谈天，以提高他们的情绪，同时也增长我对他们的认识和彼此的感情。干了一年多，到1954年的夏天，高教部的杨秀峰部长驾临西大，宣称“第一期的院系调整已近尾声。我们还没有照顾西大，现在照顾你们一下，把外语系撤销。”我当时因事请假不在场，回校后听到此言，懊丧与气愤齐生，顿起文不在兹，事无可为之感。后来一想离家不远，闭门读书，也是良策，于是安下心来，在西大图书馆工作了约一个多学期，自己由于外行大概犯了不少错误。1954年7月忽接教育部调令，调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于是我先回老家省亲，然后赴京就职。我在北外总共二十一年，苦乐都尝过了，不必细述。不过1966年9月，我妻（原名高木郁子， 1953年入中国籍，改名高友梅）急病去世。从此我虽不是万念俱灰，也可说是忍辱苟活，在1970～1971年一年半的干校生活之后（感谢8341某部的领导，大部份时间仍未与外语完全脱离），于1971年秋回校，奉调到汉英辞典编辑组工作。我虽不懂辞书编辑这门学问，但从“五七战士”回到外文工作，总算安稳了。但是，（1）对辞典我是很爱的，也用过不少，但对“辞典学”却从未学过，可说是个门外汉，（2）当过五年右派之后，“摘帽右派”余臭犹存，在组里说话，稍一不慎，就受到或隐或显的非难，我因身体不好曾多次请假，不乐上班，此事为组领导所不喜，次年1975年3月，突然通知我，要我去加入《拿破仑传》翻译组。我早认为我当了“摘帽右派”无论译什么，著什么，均不会出版，这次不过是变相地把我请出辞典组之计而已。于是我推辞说“我身体多病，早已决心结束翻译工作，请另简贤能”。后经翻译组的领导钟述孔同志剀切劝说，我才同意了。我们小组一共五人，钟述孔领导有方，他在分工方面“身先士卒”，同时还关心每一位组员，又积极负担起领导集体校议的工作，所以我们准时完成了《拿破仑一世》上卷的翻译，不误时辰地交了稿，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同志的好评。是年10月，北外政工组的一位同志偕辞典组的一位组长，到我宿舍“动员”我退休。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始终未敢露出半点请退之意。现在由他们奉校领导之命，叫我退出北外，真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但我又不敢过于积极承诺，恐其又是一计，于是笼统答应，以还须与家里人商量为辞，在我一生中这可算是办了一次得体的“外交”。次日我去辞典组走了一趟，见我的座位已撤，而且无人理我。这就证实了我的揣度棗“动员”我退休实即辞退我之意。于是我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于1976年初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退出，搬到家中。

此后三个月我过的是清闲日子，心平气和，随分自安。但是，是年7月28日京津唐地震。8月我独身到兰州看望老家，这些都不必赘述了。但是我可以说，从此步入了老境，虽也干些杂活，实际上是当个扫边老生，敲敲边鼓而已。虽年老多病，思想也跟不上时代，但终不能忘情于外国语与西方文艺中的杰作。由于多方面的鼓励与帮助，我曾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任顾问，结识了好几位青年朋友。1979年大病初愈，又蒙兰州大学领导及多年老友诚意相邀，于是年9月返兰大任教。随后组织了莎土比亚教研室，培养硕士研究生，虽得到中外友人的多方赞助而成效只是初见端倪，“后事如何”且看诸神旨意。

我也曾作过些翻译工作。北平沦陷后，我蛰居家中的一年多时间里承老友关琪桐的推荐，我为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译了Bacon's Essays（我译的书名为《培根论说文集》，因此书不是一般所谓的“小品文”或“随笔”之类而是作者对人生、世情的深思的结果）。译稿于1942年交该会负责人任叔永先生，到1951年冬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近又重版问世，大概我足资后世纪念之作，就此一本了。其余译稿多半丧失。有少数几部留在出版社手中，前途未卜，就不必提了。

以上所谈，局限于个人的一些经验。至于这些经验有什么意义？我想大致不外乎下列几点：

1．学习外语，应从幼年学起。

2．学习外语（学习任何学科）必须爱学，若没有爱，则难以有成。

3. 学习外语，跟良师、益友不可分割，更不可忽视图书馆。孤独的闭户读书效果不会好的。

4．良师、益友还要加上广大的社会，切忌单凭书本学习，切忌通过汉语学习外语。

5，学习现代外语，所用教材应生动活泼，避免空洞教条，多用些插图。

6．学活的语言，必须听说领先，若学了好久而耳不明，口不灵，光会念书，这个“会”是很可怀疑的。

7．学好英语再学别的语言，但这不包括轻视汉语，那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应首先学好。

8．语法 + 翻译的教学法我不赞成，那是劳而无功，也可说是弊多利少。

9．就我国的现况而言，英语已是第二种语言了，若要再学一种语言，须俟汉语、英语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后再学，以免顾此失彼，贪多嚼不烂。

10．我反对把翻译列入英语基本功，翻译需要译出和译入的两种语言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方可从事。

更多 英语学习心得、英语学习技巧、英语学习方法，请继续关注 英语作文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