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学习外语所走过的道路
梅绍武（1928-2005）著名翻译家，梅兰芳之子。生于1928年1月22日，北京人。1952年燕京大学毕业。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梅兰芳纪念馆名誉馆长，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历任北京图书馆国际交换组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梅绍武是著名的英美文学翻译家、评论家、戏剧家、作家。主要翻译作品有：卡伊•莫尔的长篇小说《一个匈牙利富豪》，《任性的凯琴姑娘———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选》《海尔曼老爷》、《灰烬的沉默》、《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微暗的火》、《瘦子》和奥尼尔、阿瑟.米勒的剧本等。此外，他也是第一个介绍纳博科夫进入中国的人。著有《我的父亲梅兰芳》和《京剧与梅兰芳》等书籍。梅绍武先生因病于2005年9月28日22时25分在北京肿瘤医院逝世，享年77岁。
文章时间过得真快，掐指一算，自己学外语已经学了大半辈子，搞文学翻译也有三十多年了。但是，眼看着外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日新月异，词汇增多得令人应接不暇，表现方法变了，文体风格也换了样，深知若不及时跟上，势必落伍。赵萝蕤老师曾说，“学外语，尤其是攻读外国文学，其实并不比学理工容易。”这话一点也不假，学外语的同行们，想必都会有此同感。一句话，学外语真是学无止境。 我192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京剧世家，祖籍是江苏泰州，可我没学戏，却学了外语。细想起来，其实也是受了父亲的熏陶。他中年才开始学英语，而且十分勤奋，这无疑给予我很大影响。
提起父亲学外语，倒有一件鲜为人知的趣事。
1930年初，他率领梅兰芳剧团访美演出载誉归来后，深感在了解外国文艺或与外国同行交往时，不谙外语则多有不便，就决定学习英语，那时他已经三十六岁。我记得小时候在上海居住，每周二、四下午三点钟必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英国老太太来家中教他两个钟头语法和口语。那位老太太总在三点钟以前就出现在我家附近，在弄堂里溜达，非等邻近吕班路那座天主教堂钟鸣决不踏进门槛。有时外面刮风下雨，仆人开门请她提早进来，但她总是拒绝道：“噢，不，我不能多占梅先生的宝贵时间！”父亲每次也都事先整装等待，准三点钟从楼梯上走下来迎接老师进入书房，闭门学习。在那两小时里概不会客，照今天的常用语来说，真有一股“雷打不动”的劲儿！父亲当时常教导我们子女要象那位老太太那样遵守时刻，而且上学要注意衣着整洁以对老师表示尊敬。至今我有时办事或赴约误点，脑中就会闪现那位严守时刻的老太太的形象，自愧弗如。 当年父亲在上海的“梅华诗屋”里收藏了许多外国文艺的原版书籍，大都是委托那位英籍老师从伦敦书店精选订购来的。举例来说，其中有曼莱·伍德编注的《莎士比亚全集》（14卷，1806年版），著名英国戏剧评论家、莎学专家E. K. 钱伯斯的《中世纪戏剧》、《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和《莎土比亚研究》，《高尔斯华绥戏剧集》，《莫里哀戏剧全集》（英文版），附有精美插图的但丁《神曲》，《希腊悲剧故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古斯达夫·柯贝的《歌剧大全》等。另外也有些是外国剧作家或艺术家亲笔签署相赠的书籍，诸如《萧伯纳戏剧集》、《J. M·贝蕾戏剧集》、《毛姆戏剧集》、《保罗·罗伯逊传》和爱森斯坦的《电影造型原则》等。我幼时在他的书房里翻看美术画册，对书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外文书籍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总想知道里面到底都讲的是些什么故事。这也可以说是后来促使我一心想学外语的推动力吧。
父亲不仅自己学外语，也在家兄和我上小学的时候请了一位家庭老师给我们补习英语。那位老师就是如今在安徽大学英文系任教的杨巩祚教授。他当时是圣约翰大学高材生，耐心而严厉地教导我们，可说是我真正的英语启蒙老师。 “八·一三”事变后，父亲蓄须明志，谢绝舞台而移居香港，我也跟着转学到那里的岭南大学附中初三念书。香港中学的课程多半用的是英语教科书，幸好我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了英语，凑合能限上，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父亲托付朋友把家兄和我带到内地去求学。我于是进了贵阳市郊区花溪镇的清华中学。
在清华中学念高中那段时期，不是我夸耀，教过我英语的老师先后就有下列各位前辈： 唐宝鑫（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当时是清华中学校长，现任天津师范学院英文系教授）
索天章（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现任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著名莎剧专家）
李宗瀛（燕京大学毕业，现任香港《大公报》英文版总编辑）
周珊凤（美国卫斯理学院毕业，清华大学校董周治春先生之女，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周耀康（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周治春先生之子，现居香港）
费景天（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移居美国，已故）
凌中青（北京大学毕业，现任贵州大学英语系教授）
李鲸石（北京大学毕业，现任北京农业大学英语教授） 阵容多么雄厚！他们那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为抗日而流亡在内地，热情地献身教育。由于他们的学识根基厚，所选的课文也比较深，多半是世界文学名篇，包括散文、诗歌、剧本、短篇小说或古典名著的片断（如《傲慢与偏见》等），以使学生熟悉文学的多种样式、体裁和风格。老师们还经常出题让我们拿英文作文，举办英语演讲比赛，鼓励练习翻译等等。记得在高二时，我就大胆译过毛姆的《中国游记》（On A Chinese Screen）中的一篇文章，好象还登在班级壁报上呐，当然译得很不象样）如今想起来还睑红，不过这毕竟使我从此对翻译产生了兴趣。
当时清华中学的老师同学生生活在一起，融洽无间，课余时还教我们唱“洋”歌，什么“一百零一首”啦，外国民歌啦，等等。这不仅锻炼了我们学外语的笨舌头，也提高了我们的音乐修养。最近意大利歌王帕瓦罗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独唱音乐会，我去听了，其中《我的太阳》和《重返苏莲托》两首意大利民歌特别使我感到亲切，就因为当年清中老师教过我们：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
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
啊，我的太阳，那就是你！”
“看，这海洋多么美丽！多么激动人的心情：
看，这大自然的风景，多么使人陶醉！
看，这山坡旁的果园，长满黄金般的蜜柑，
到处散发着芳香，到处充满温暖。
...............
重返苏莲托，你回来吧！”
我听着听着仿佛重返花溪镇，回到了青年时代。我想起了那位有一半美国血统的费景天老师，他最喜欢唱这两首歌。费老师也爱好运动，有几次他教着我们英语，见我们有点犯捆，而外面天气晴朗，便干脆说道，“Alright，let's go outside to play base-ball!” 我们便兴高采烈地跟他到操场上去玩球了。他当裁判，满口地道的美国垒球术语，后来我在五十年代看美国作家马拉默德写的那本讲棒球运动员的小说《The Natural》就不感到太费劲儿。请您别误会，以为我在鼓吹英语老师都不上课而带着学生驰骋于球场，我只是想说费老师教学灵活机动。他多方面训练学生的外语听力，使我们掌握更多的五花八门的外语词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上。
说实话，我的英语基础是在清华中学打下的，至今我对上述各位老师一直感激不尽。同时，我也联想到中学里的外语师资配备是至关重要的。当今我国需要培养出大批致力于“四化”建设的人材，充实中学外语师资队伍更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了。 这里顺便再说说我的母校。清华中学是当时内地一所较有名气的学校，强调德、智、体三方面共同发展，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规也十分严格，学生在生活上犯了严重错误，就会在全体师生面前受到一位高三班老大哥用一根代表最高权威的大杖象征性一击的惩罚（当然使用的次数很少）。学生如果考试作弊，不管是谁，后台多么硬，一律开除，而且这也是全班的一个奇耻大辱。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约束着每个同学自尊自爱。解放后，清华中学改名为花溪中学，最近老校长唐宝鑫老师从天津来信告知，它经贵阳市府的批准恢复原名，而且还要继承过去一些优良的传统；老校长还为此题了词：“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使学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1946年，我怀着当时大多数中学毕业生部怀有的那种“工业救国”的想法，考进了杭州之江大学机械工程系，但攻读外语的念头始终甩不掉，乃于1947年暑假又报考了燕京大学。事先已听说燕大西语系相当难考，据说有一年的英语考题只有一道：“试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而且不附中文原文，不少考生为此吃了鸭蛋。我幸好没遇到那样的偏题，拿到的是一厚本象如今“托福”之类的考题，许多试题还需一边听主考老师提问，一边在考卷上速答，每题都有时间限制，听不懂那位美籍老师的发问便会一筹莫展。我多亏在中学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侥幸考取了。 燕大对西语系录取生还要进行一次英语测验，根据水平分班，成绩优秀者可以免读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直接选修三四年级课程。燕大采用的是学分制，一般需修150个左右学分方可毕业。计分是十分制，十分最优，五分一般，三分最差，四年总成绩平均在八分以上为优等生，获“Golden Key”这一荣耀。此外，若能在三年内读满必修学分，亦可提前毕业。
我上燕大那年，司徒雷登已去南京当驻华大使，校长职务由语言学家陆志韦先生继任。西语系主任是柯克琳（Cochran）女士，1950年由赵萝蕤老师接任，系里大都是外籍教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外籍教员陆续回国，燕大于1952年同北大、清华的文理学院合并后，也就不复存在了。我考燕大西语系时，英语主考人就是柯克琳女士，后来还选修过她讲授的《语言学》，前年访美时听说她还健在，一度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现已退休，一直未婚，独居在马萨诸塞州。可惜我没能打听到她的住址前去拜访，甚以为憾。
燕大基本上采用的是美国大学的教学方法，老师除在课堂讲授外，还布置大量课外读物，让学生养成自学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座谈讨论。他们还经常通过quiz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西语系学生修完每门课程需交上一篇“paper”，都得用打字机按规格整整齐齐打好，这就促使学生不得不学会打字技术。
一年级有一门必修课是《欧洲文学概论》，当时由英籍教员勃尔特女士讲授，这门课使学生对欧洲文学的发展史有个完整的概念，然后就可以在高班时选修自己感兴趣的专题课程。英美文学主要由鲍因吞（Boynton）女士和赵萝蕤等几位老师开课。赵老师是亨利·詹姆斯专家，在课堂上透彻地分析詹姆斯那本小说The Turn of the Screw，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赵老师一向为我所敬仰，她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于北京解放前夕返回祖国的，当时正有不少人急着往国外跑呐。她不仅学识高，而且有高深的音乐修养，弹得一手好钢琴。我毕业后还常到她和陈梦家先生在钱粮胡同的住家去请教，他们夫妇总是热情地给予指导。记得1955年我开始试译一部十九世纪匈牙利古典小说棗约卡伊. 莫尔的《匈牙利富豪》，译完第一章后就拿去念给他们听，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我每次去时，都见到两位学者在各自的书房里钻研学问，互不干扰。十年浩劫初期，陈梦家先生被迫致死，使我国无可挽回地失去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实在使人痛心。赵萝蕤老师治学谨严，为教学不知记下多少本读书笔记，每页都密密麻麻地布满极为端正的小字，这些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料不幸在文革期间被抄走而下落不明，也使她很伤心。1983年，她已年近七十，趁赴美探亲的机会，在短暂的几个月里广泛搜集了国外十几年来发表而她没能看到的有关研究惠特曼的著述和论文，并到国会图书馆查阅了惠特曼的手稿，以便回国后把《草叶集》一万行诗句译得更好更完整，尽快呈献给读者，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也使我这个后辈应该虚心向她学习。
我在燕大选修《莎士比亚》那门课时，讲授者是英国文化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主任派克先生。他是做为客座教授来讲课的，五十多岁，长得很胖，细致地剖析莎剧的幽默、机智和激情，还亲自示范表演福斯特夫，把那个爱吹牛的懦夫、谐者和酒徒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也是一位木偶剧业余爱好者，曾邀请我父亲和我到他的寓所看他和几位同事提拉的大型木偶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颇见功力。燕大其他外籍老师也常常喜欢在周末聚会在某位老师家的客厅里，不化装演些现代剧，偶而还请高班同学参加演出，并欢迎同学们自愿前去观看。西语系老师还鼓励同学用英语演剧以锻炼口语，我在二年级时就曾和同班同学在适楼小礼堂演过英国剧作家J. M. 贝蕾的Shall we Join the Ladies？。这出戏贝蕾只写了一幕并未完成，但由于写得机智幽默而仍可独立演出，讲的是一位主人请来许多客人，在晚宴上查询他们当中谁是杀害他兄弟的凶手，我扮演了那位冷峻的主人。事先柯克琳老师把剧本录了音，让我们反复听练，掌握好发音和语调，当然我演得还是很蹩脚。记得我同一位同学在另一次晚会上还说过一段英语相声，逗得老师同学们直笑；前年我在洛杉叽加州大学校园里遇见该校东亚系主任、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知道这位美国年轻教授会说中国相声，便请他献艺，他居然学了一大段侯宝林的《戏曲和方言》，真是惟妙惟肖，我可比他差远了。
燕大西语系学生一般都主修英语，但必须选修一种第二外国语，不及格不能毕业。那时有法、德、俄、日四种语言可供选择，我好高骛远，同时选修了邵可侣（J.Reclus）先生的法语（三年制）和窝佛斯先生的德语（一年制）。邵可侣先生以前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是一位在中国颇有名气的教授。他教学严格，在课堂上绝不许学生用中国话或英语回答问题。上第一堂课时，他先在黑板上写下好几排法国名字，让每个学生任挑一个，从此他就用那个名字叫你，绝下会弄混；有一位同学选了个“Rene”，大家都笑他取了个僧侣的名字。法语每周有五节课，头一二年攻读语法，第三年就以雨果、巴尔扎克和莫里哀的作品做为教材了。我今天还能看懂法文书，译点法文作品，多亏邵先生的严格教学。邵先生在中国教了大半辈子书， 1952年同他的中国太太返回法国，晚年夫妇合作译介中国古典小说。老先生去年病逝，终年九十二岁。德语我念了一年，只初步懂得点语法，不过后来在工作中有时还是用上了。
燕大为了让文学院学生多少懂得点数理化知识，规定在一年级必须选修一门理科课程，我选了天文学家戴文赛教授当时讲授的《微积分》。此外，西语系学生如果愿意多念学分，还可选修别系的课，我因对英国古典文学感兴趣而对英国历史却不甚了了，便去听了历史系英籍教员休斯先生开的《英国史》那门课，后来我在翻译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作品时，便对书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风俗不觉得那么特别生疏了。我还选修了当时的一门热门课棗夏仁德（Dr．Sailer）教授讲的心理学，记得有一次他在讲台上突然掏出一盘蛇放在讲桌上，让同学近前摸一摸，吓得前排女同学惊叫着直朝后退，后来才发现那是条死蛇，原来他借此测验一下同学们的心理反应，然后加以解说。这门课使我多少懂得点西方流行的心理分析学，对理解和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也大有好处。夏先生是一位热爱中国的美籍教师，曾搭救过不少燕大的进步学生，六十年代重访我国时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待。最近，世界知识出社出版了《夏仁德在中国》一书，记载了他助人为乐，热心支持世界进步事业的事迹。他的儿子夏亨利是在燕园长大的，现任华盛顿美中关系委员会副主席，也在为美中友好贡献力量，已有五次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去年来京后第二天就独自到燕园转了一大圈，夸说当年燕园东门外的“常三”小饭铺是世界上最好的饭馆。 西语系的老师还有个惯例，就是约请新生分批到他们家中作客，这不仅增进了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也使学生有机会了解了社交场合中的西方礼仪。在去邵可侣先生家之前，高班同学事先嘱咐万勿询问客厅里挂着的那个姑娘的照片是谁，因为那是老先生在战争中失去的一个爱女，以免勾起他的伤感。有的同学去当时任讲师的吴兴华先生家，见他收藏不少西方侦探小说，向他借阅，他并不拒绝，还认为看看这类小说不仅可以从中获得西方的法律知识，也是学习口语的另一简便途径。确实，燕大西语系老师在课堂上讲授严肃文学，也不反对学生接触通俗文学。我在燕大那几年，同学们私下都爱看毛姆的消遣性小说，《飘》之类的流行小说也颇为流传。我至今仍觉得这其实并没有多大危害性，反倒可以增进许多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 燕大是一所教会大学，但并不强迫学生都得信基督教，经费是由美国哈佛----燕京基金会提供，校训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它被简单地归纳于文化侵略的范畴，似嫌偏颇过“左”了点。燕大毕竟为我国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一些教学方法，今日看来，也有某些值得借鉴的地方，何况还有不少教职员工和学生对我国解放事业也做出了大大小小的贡献。如今燕大校友遍布海内外各地，前年我在洛杉叽参加了几次美日燕大校友会的聚会，遇见许多三四十年代毕业的老大哥老大姐，他们多数都心向祖国，对祖国的繁荣昌盛寄予很大的期望，会长谢国振先生对我这个初次到异邦的人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使我心中十分感激。这里我也要顺便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夏志清教授和其他学者对我在美讲学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协助。两次路过香港时同样受到那里燕大校友会的亲切款待，在一次聚会中还见到了李宗瀛老师。四十多年没见面了，他还是那么神采奕奕，一点也不显老，谈起清中和燕大的往事如数家珍。1984年，北京也正式成立了燕大校友会，推举黄华、张友渔、谢冰心、张文裕、黄家驷、吴文藻、翁独健、费孝通、李汝棋和诸圣麟为名誉会长，雷洁琼为会长。现在每逢“五四”返校节，海内外校友欢聚在未名湖畔，回忆在燕园度过的美好的光，相互勉励，为祖国繁荣昌盛贡献知识和力量。
我自燕大毕业后，没有从事外语教学工作，卅多年来靠所学的外语摸索着做点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但是要谈经验，却十分惶恐，只能说些老生常谈的话。
一般说来，翻译都以“信、达、雅”为准则，而真正达到这三条标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译文总应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体现出作者的文采和风格，才属上乘。有的译文让人读起来别扭，原因恐怕在于译者没有把原义琢磨透彻，经大脑消化后把意思合乎逻辑地表达出来。文学作品尤其要译得通顺流畅，不佶屈聱牙，这就要求译者在外语和汉语两方面都能有较高的水平，中译文起码要合乎汉语规范，不让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挑出语病来。
为了磨练自己的译笔，我觉得起先不妨各种体裁都试译一下，最终就会找到自己擅长的一面。当然译诗最好本人也是诗人，我个人就有这方面的教训，曾经贸然译过马克思早期的诗作和一些阿尔及利亚诗歌，但是译文却缺少诗味儿，原因就在于我本人不会作诗。此外，艰深的著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要敢碰。例如，1978年三联书店约我同董乐山和付惟慈合译牛津大学柏拉威尔教授那部五十万字的美学论著《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起先我们有点担心，怕不能胜任，后来觉得国内尚无类似的专著出版，译出来可以提供给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外国文学工作者和其他文学艺术工作者参考，就决定壮起胆子开译。其中拦路虎真是不少，时常逼着我们先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然后才敢下笔。有些马克思原作词句当时尚无中译文，便自行译出，另有多处因该书原引文同已有的中译文出入较大，也作出了改动以提出商榷。书中提到的近千人和文学作品中的众多人物一般都在首次出现时加了注释，以免读者再花费时间去翻查辞典。工作量确实很重，但是译完后却使我们增长了不少学识，而且再译别的书也就觉得轻松多了。又如我译美国现代派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普宁》时，也同样有此体会。这位文体学家喜用长句和冷僻词汇，西方评论家说读他的作品，头一遍如堕入五里雾中，第二遍略见端倪，理出些头绪，第三遍方茅塞顿开，发现阳光灿烂无比，而且看他的小说时还需备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译他的作品难度较大，不得不先把他的语法结构搞清楚，再把他的长句拆开按汉语逻辑重新组合安排，同时还要照顾他那种幽默诙谐的风格，甚至他的标点符号，这确实比译一部通俗小说要费时，却给我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
再者，译一位外国作家的一部作品时，最好测览一下他的其他作品以及有关他的评论资料，摸清他的底，好象跟他混熟了似的，译起来便会顺手了。这也就是说翻译应同研究相结合，有时还会由此而得到一些始未料及的新发现。再拿纳博科夫为例，我译《普宁》一书时，曾经参阅他五十年代在康纳尔大学任教时写的俄罗斯文学讲稿，就发现了他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譬如说，西方评论家一般都认为意识流手法的开山鼻祖是詹姆斯·乔伊斯或普鲁斯特，殊个知纳博科夫早就指出它的首创者其实是托尔斯泰。他举出托翁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述安娜自杀前的心理状态用的就是意识流手法，另外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中也有不少处使用过。我从书架上取下《安娜·卡列尼娜》中译本，一看果然言之有理。这里仅举一例，安挪坐马车去奥布浪斯基家，一边在看街上的招牌，一边在想心事：“公司和百货商店……牙科医生……是的，我要全跟杜丽讲了。她不喜欢渥伦斯奇的。这是又丢人又痛苦的，但是我要全告诉她。她爱我，我会听她的话的。我不向他让步；不能让他教训我……菲力波夫，面包店。据说他们把面团送到彼得堡。莫斯科的水那么好。噢，米辛基的泉水，还有薄烤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她和她姑母一路朝拜过特罗伊萨修道院。“我们骑着马去，那时候还没有铁路。难道那个长着两只红红的手的姑娘，真是我吗？那时有多少在我看来是高不可攀的，以后却变得微不足道了，而那时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永远得不到手了！那时我能想到我会落到这样可耻的地步吗？接到我的信他会多么得意和高兴啊！但是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油漆多么难闻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油漆和建筑？裁缝店和帽庄，……”看，真是一段绝妙的意识流！这不禁使我联想到近年来我国有些作家也尝试了这种手法，却遭到某些评论家的非议。说真的，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不是连现实主义大文豪托翁也用过吗？
当然，搞研究和翻译不能在书斋里闭门讨生活，也得象作家那样结合实际，体验生活。我喜欢译剧本，译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的《炼狱》（l981年9月，上艺由黄佐临先生导演上演此剧时改名为《萨勒姆的女巫》）、《桥头眺望》和《美国时钟》时便深有此感。剧本中常出现各类人物，如果译者不深入生活，不熟悉各行各业人士的特点和谈吐，译出来的台词往往就会不符合各个角色的身（*贝弗·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集》，哈考特·布瑞斯·乔瓦诺威奇出版社。1981年，第183页与第239页。选文见周扬，谢索台译；《安挪·卡列尼娜》，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085页。）份，也很难达到琅琅上口的要求。我很欣赏荷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凡学问一到穿上专家的拖鞋，躲进了它的‘精舍’，而把它的鞋子上泥土的肥料抖去的时候，它就宣布自己预备死了。与人隔绝的知识生活是引到毁灭去的。”有人认为文学翻译比创作容易，其实不然。美国小说家菲列普·罗斯在《鬼作家》那部小说里描绘一位老作家成天价就是把自己写出来的文字“颠过来，倒过去”，总是不放心。翻译何尝不是如此呢？“颠过来，倒过去”的次数恐怕比作家更频繁。我国老一辈翻译家的译文炉火纯青，给人以美的享受，真也可说是一种再创造。 翻译在西方曾彼人贬为“沸水煮过的杨梅”（A boiled strawberry）、“羽毛拔光的飞鸟” （der gerupfte Vogel）、“隔被嗅花香”（smelling violets through a blanket）等等。今日我国翻译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涌现出大批中青年翻译工作者，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今后众多译作，无论是在思想性上，还是在文体上，都会是味儿浓的杨梅，丰羽的飞鸟，芬芳的香花。我个人虽已接近退休年龄，但还要继续学习，再学习。学习外语真是学无止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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