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学英语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 年12 月26 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 年9 月9 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 ～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 ～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 ～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 ～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 ～1959）。
“害怕攀登高山的人 只能一辈子在洼地里徘徊 领略不到登上顶峰后的那种喜悦 高山之巅 只有傲雪青松挺立 崎岖山路 只能被攻关勇士踏平难—— 确实是一面镜子 既可显出懦夫生畏的丑态 也可照出勇士攀登的英姿”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没能继续上大学。这成为他终生的一块心病。 “五四”前后，我国兴起了“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是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就在他送走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徐特立等一批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的时候， 自己却决定不出国。原因何在？研究者认为有三：一是青年毛泽东当时学习法语非常困难，始终不过关；二是他担负不起到法国的路费；三是他最后甘愿留在国内、 了解中国国情。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而是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又一度想赴俄留学,但因没有俄语基础而未成。繁重的革命任务，使毛泽东无法静心学习外语。他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的战争坏境，学习受到很大限制。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倡干部学习外文。这时有了非常好的条件，学英文才 成为他的一种爱好。1954年，林克（原毛泽东英文秘书）到他身边工作时，毛泽东正式提出要向林克学习英文。但毛泽东并不使用英语教科书循序渐进地“上 课”，而是自己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学英文”方式：念英语文章，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对照着念。毛泽东那时熟悉的英文词语并不多，于是先从阅读英文版《人 民中国》、《北京周报》短文，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入手。
众所周知，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高，只有“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记。但是毛泽东一意孤行。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 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重申了这一建议。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但是这些建议，实际收效甚微。
向外宾公开自己正在学英文 1959年1月，毛泽东与巴西外宾谈起：“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外宾问毛泽东自己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回答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 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 头，很麻烦。” 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上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最高。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用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1960年的《莫斯科 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他又写信问林克：“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如此这般将英文译本“对读一 遍”，毛泽东遇到不少困难，生词很多。但毛泽东不畏困难。 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很重，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林克领读，他跟着读。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让林克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但总是难以掌握发音要领。遇有 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 时，就补注一次。 学英语离不开词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英汉—汉英词典，备他经常查阅。《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先后学习过三遍，他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做比较，或者提 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但毛泽东学习日语的愿望到死未能实现。
文革中间，红卫兵曾亲聆毛主席说英语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五个半小时。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 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嘛。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 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译文是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是“阿特米尔”。若非当时韩爱晶纪录有误，就是毛泽东发音不准。
但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很早。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 英语。所以，毛泽东是在16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6岁一直学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秀”英语 毛泽东与外国人会面的时候，还喜欢“秀”一把英语。 1970年12月18日凌晨7时许，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白 天）1点钟。进“早餐”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王海容（记录）、唐闻生（翻译）作陪。宾主入座，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 岁！” 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 (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 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 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还喜欢在接见外宾谈话时掺入几个英文单词。
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 （欢迎）！”可能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双方谈完，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外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个棍子）？” 美国解密基辛格与毛泽东谈话记录 1973年以后，基辛格先后5次见到毛泽东。其中两次是陪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还有3次是基辛格单独与毛泽东晤面。美国政府近年解密了这5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学习英文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23时30分，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毛泽东对中国人学外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30岁以上的中国人，那 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回答：“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毛泽东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1975年10月21日晚，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并且写在了纸上。基 辛格马上恭维毛泽东“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 迹，而目前存在美国人手中。 1975年除夕——毛泽东最后的英文水平
1975年12月31日子夜，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 这两名美国青年注意到，在他们面前，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并且用他的湖南腔调的发音着重说出了英语：“Class struggle！” 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代表了毛泽东最后的英文水平，也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
作者：朱建中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毛泽东学英语”的故事，说的是1954年，毛泽东年过花甲，仍坚持学习英语。以他当时的年龄，记忆力衰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而浓重的湖南乡音又 常影响发音的纯正。但他像个谦逊的小学生，让他的秘书林克充任他的老师，外文教科书则更是须臾不离左右。1957年11月，抵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与工人 党代表大会时，毛泽东也不忘抽出时间来学习。每天天还未亮，他就让林克到他房间领读。1976年1月1日，戴维•艾森豪威尔夫妇拜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竟然 用美国口音朗读他们带来的尼克松总统的信。凭着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毛泽东掌握了英语。他曾风趣地对林克说：“活一天，就要学一天，尽 可能多学一点。不然，将来见马克思时，他听不懂我的韶山语，不能用英语和他交谈，岂不遗憾？”（见《中国纪检监察报》2005年3月20日3版）
读罢这则故事，笔者情不自禁地从心底里发出赞叹声：多么勤奋好学，以身作则的人民领袖啊！他不愧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
古语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汉•刘向《说苑•建本》）。毛泽东同志一生都酷爱学习，从追 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时代到革命战争年代，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未间断过，即使是重病缠身、生命弥留之际，他老人家仍然没有停止过学习。1976年9月8 日，病重的他从昏迷中醒来，要求的不是别的，还是让人给他读书、读文件。在他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刻，他老人家已不能说话，就在纸上写下“三”字朝人示意，工 作人员理解他的意思，他要看当时有关日本首相三木的材料。秘书捧着材料，他老人家看了几分钟，直至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资料同上）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培根：《新工具》，见《名人名言录》第181页）这是很有道理的。而一个人即使再聪明， 知识再丰富，也不会是“万宝全书”，正如我国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所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韩愈：《师说》，见《名人名言录》第187 页），其实，有“惑”也不要紧，关键在于愿意不愿意学习。“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见《名人名言录》第186页）毛泽东年过花甲学英语的实践 也充分证明列宁讲的这句名言是至理名言。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清•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毛泽东他老人家“年过花甲学英语”，带头认真看书学习，毕生苦苦追求真 理，不断丰富、增加知识的动人故事，意义重大而深远，必将激励和鞭策一代又一代“少壮”们加倍努力，认真学习。
作者：口林克（原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外语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１９５８年１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 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在１９５９年
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在七十年代，他还提倡六十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全国解放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
１９５４年，我到他身边工作时，他已年逾花甲。他第一次同我在一起学英语是在同年的１１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他在游泳后休息时，想读英语，他让 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是很多，我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 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１９６０年出版以后，毛泽东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克同志： 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１９６０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１２月１７ 日，他又写了一信，说：“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
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泽东不 畏困难。１９５９年１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 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象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对我也说过，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还诙谐地 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 音不准。他就让我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我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我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 词或短语，在我领读、解释词义和解释语法结构之后，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 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备他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 典。考虑到他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我常常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他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 要，自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４年，他多次要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和《英汉四用辞典》等。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 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 读的时间。他反复复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 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常常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这里的学习固然是指读书，但也包含积极休息的意思。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休息。１９５９年１月，他接见巴西外宾时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无论工作多辛苦，他学起英语来仍很有精神。
使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者出国访问期间，他学习英语的兴致也丝毫不减。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９日１１时至１２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书 写了元人萨都刺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３月２０日１３时至１４时，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这一年１１月，他到苏联参加莫 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有时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学英语。在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也没有中断过。
毛泽东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也常常以学英语作为一种调节。例如，１９６０年５月６日至１０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 非洲十二国、拉丁美洲八国等四批外宾后，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５月２７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作者：林克（原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飞机上的英语学习照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历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据本文作者、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林克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摄影记者拍摄的。
毛主席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都嫌艰涩难懂的
书，毛主席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实践中。
上世纪20年代初，毛主席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我提到保定，引发了他的谈兴。他说：“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吧？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触及历史，毛主席谈锋更健：“曹锟用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说到此，毛主席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我发现，毛主席每每谈及古代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而从这一笑中，却能体会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样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雄伟气魄。
毛主席略为沉吟后，对我说：“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我消除了拘谨，回复了平静自然。
就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地对我说：“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接着又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喽。”言罢，大笑起来。
教他学英语，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一项新工作。我从别人那儿得知，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我不知晓。学习从哪儿入手，我心中无底。于是我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主席欣然同意。我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当时，毛主席已年逾花甲。从那天起，我既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又兼他的“英语先生”。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数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的演讲，工作十分紧张。但沿途他学习英语的兴趣依然不减。从徐州飞往南京，从南京飞往上海，航程只有一小时。他除了给我书写了有关当地的古诗词外，其余时间，都用来学英语。学习中，他常常纵论时事，谈古论今，探讨学术。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并非毛主席的工作照，而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据我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摄影记者拍摄的。
同年11月，毛主席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及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签署了共同宣言。当时，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很有意见。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主席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向他们做工作，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可毛主席学习英语却未曾中辍。往往天色未明时，邀我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寝室去帮他学英语。
毛主席毅力非凡，他对我说：“决心学习，至死方休。”1959年1月自称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的毛主席要给自己定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我考虑到他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往往事先代他查好字典，并注明轻重音等。可他往往还是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主席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音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误读成“light”(光、亮)。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我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我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毛主席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读，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读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文本。不仅如此，有些经典著作反复阅读，《矛盾论》英文本学过三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一遍。《矛盾论》、《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每页的空白处他都用蝇头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每读一遍便又注解一遍。
通过勤奋的努力，到晚年他借助字典可以比较顺畅地阅读政论文章和理论书，但对文字比较艰深的古典著作读起来还有困难。至于英语会话，因为年事已高，乡音难改，他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应酬话，用英语对话还不行。作为一个高龄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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