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
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钱钟书其人其事 据多位作者所述，钱钟书先生是这样一位读者。他把重的拿不动的大辞典挨着字母逐条细读；他在漫长的旅途上手捧一本别人认为“索然寡味”的英文字典，怡然自得的读了一个月；他在去英国的轮船上以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伴随，深得其中的乐趣，自称趣味之深，有不足外人道者。
钱钟书从小就聪明过人，但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学上。他喜欢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特别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逻辑推理，因此对数、理、化等课程深恶痛绝。认了字后，钱钟书七八岁时就开始读小说。他家里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很快读完了，他又读了从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许多古典长篇小说，还有《聊斋志异》。他上中学后，又读了很多文学刊物，他还读了大量刚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长篇小说，有狄更斯(代表作是《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代表作是《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斯威夫特(代表作是《格列佛游记》)等人的书，还有各种探险小说，读得非常入迷，得到了非常多的乐趣。有的书读了好多遍。有的书翻译得不好，读起来很沉闷乏味。那时，钱钟书学习英语特别用功，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学好英语，将来能读原文的外国小说。
钱钟书进入中学读书后逐渐喜欢上了英语。钱钟书所在的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他的英语成绩很好，但是他从不上英语课，也不看英语教科书，上课也不记笔记，而是低头看外文原版小说。因此，他的英文几乎完全靠自学，充分表现了他卓异的语言天赋。
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钱钟书确实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运：“王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钱钟书先生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钱钟书对这个评价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唰唰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钱钟书先生被誉为中国的文化昆仑，其学问被称之为“钱学”。收集钱先生全部著作的《钱钟书文集》，最近已由其夫人、著名学者杨绛先生编定出版。如果我们读一读钱钟书先生著作年谱，就会发现，从1950年到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
这六七年时间，一个大学问家怎能无论著问世？他在这段时间内做些什么工作呢？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毛选”郭沫若曾赞誉“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能领衔担此重任，当然是非钱先生莫属了。
钱钟书的英文水平，早在30年代初就闻名于清华大学，他学生时代就不断地用英文写文章发表，连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诗集》，还要请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钱钟书作序！钱钟书的老师吴宓教授称钱钟书为“人中之龙”，称钱钟书的同班同学曹禺为“人中之虎”。
钱钟书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留学期间，牛津大学出版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聘请钱钟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钱钟书的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先生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的权威性。
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他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忠信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达到了“信、达、雅”。由于这项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选”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六年的心血与汗水。
1960年，他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这个定稿小组的组长是袁水拍，组员有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袁水拍是文艺界领导、诗人，叶君健用英文写过长篇小说《山村》，皆一时俊才。而钱先生则脚踏中西文化，集学者、作家、诗人于一身，其作用可想而知了。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中停止，直到1974年秋天，他们又开始工作，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英译“毛选”、毛诗工作与博大精深的“钱学”可能会搭不上边，热爱钱钟书著作的读者，应知钱先生曾为此而付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著名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著名长篇小说集）（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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