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生—收音机是最好老师
杨威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和博士导师。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法国马赛大学、德国都依斯堡大学、日本东北大学访问教授。目前兼任国际学术刊物 Probe Microscopy 编委。至2000年2月已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10 余篇，被他人的论文引用620次（其中64次被综述引用）。曾获1996年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年胡刚复物理奖、1998年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九五重点项目“扫描探针技术在若干前沿领域中的应用”。
24小时学英语的日子 杨威生祖籍浙江义乌，1937年生于杭州，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1978年放暑假后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他去参加一个英文考试，考过了就能去美国。杨威生上大学学的是俄文，英文程度有限，靠平时积累的一些学术词汇，阅读英文尚可，听说能力就差多了。但他仍然取得了考试及格的好成绩，成为首批赴美访问学者之一。
结束了在北京的一个月英语培训，杨威生与北大物理系另一位老师戴远东一起，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美国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这里执教，他热情地接待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们。“记得头一次参加记者招待会，只能一知半解地听懂一点，结结巴巴地说一两句。”
“刚去的时候，我只敢坐在办公室里，早上起来除了会说‘Good morning’外，基本上什么都不会。”杨威生感慨万分。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在头一年里，杨威生一刻也不敢松劲，学英语是首要任务。“方法就是听广播，听广播比看电视效率要高得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在工作，杨威生身边一定放着一台收音机，几乎24小时都在收听新闻。“刚开始的时候，听收音机里报新闻，换了一条消息我都不知道。”杨威生笑着回忆说，白天听、晚上听，睡醒了发现耳边的收音机仍然在响……此外，一有时间杨威生就钻进图书馆看英文报纸。当时美国已经有不少中文报纸了，杨威生“没敢花一点时间看中文的”。
一年下来，杨威生的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不仅如此，因为天天听广播，连身边的“老外”都觉得他消息很灵通。无论是实验室里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博士后，还是指导教授，人们渐渐注意到了这个孜孜不倦学习的中国学者。
初出国门，一切都是新鲜而未知的。杨威生回忆说：“第一次坐飞机，大家就闹了个笑话，事先没人知道飞机里的温度高，大家都是一副北京冬天的“标准打扮”，穿着毛衣毛裤就上去了。当时在飞机里差点热晕过去，也顾不得难为情，纷纷为自己“减负，整个机舱里堆满了我们脱下来的衣服”。讲到此处，年逾古稀的杨威生忍不住拍手大笑。
到了美国，有限的英语水平无疑成为与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杨威生说：“我在１９７８年的暑假才知道有这次留学机会，虽然经过突击勉强通过了出国考试，但英语底子并不好。”１９５９年，他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英语只有初中水平。
因此，在来到申请就读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后，杨威生发现自己的英语根本不够用。除了早上能说句“Good morning”，基本上就是聋子和哑巴。
为尽快提高英语水平，杨威生选择了收音机当老师。他说：“当时电台里有个频道叫‘A 11 News 88’只播放新闻，只要是一个人在实验室工作，我就开着不停地听。”记者问，遇到生词怎么办，杨教授半是戏谑地说：“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生词，而是完全没有熟悉的词。”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杨威生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进步，已经可以用英语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听新闻也让他有了意外收获，就是对美国乃至世界大事了如指掌。
第一次走出国门，什么都新鲜，很多事情现在的人都不可想象。1978年，因为中美没有通航，坐飞机去美国经停巴黎，杨威生回忆：“在巴黎机场上洗手间，进去一看，啊！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洗手间。现在想想，要不是改革开放，我们怎么会有出国的机会？”
在美国学习，国家每月发给每人400多美元生活费，相比当时国内五六十元人民币的月收入，这已是很大一笔钱，但在美国却是很紧的。“在美国的这段期间大家极为节省，花钱买一瓶可口可乐都是奢侈的事。平常就是买大白菜、鸡翅等最便宜的食品在宿舍自己做，从不舍得去学校餐厅，一个月只花几十美元吃饭是很正常的。”
越洋电话很贵，每月写信是杨威生和家里沟通的唯一方式。有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3个月没有收到一封家信，把他急坏了。刚去美国的时候，杨威生的女儿才两岁，有人问她：“你爸爸在哪儿呢？”小姑娘回答说：“我爸爸跟戴远东、华盛顿叔叔在一块呢!”她以为华盛顿是爸爸的同伴，其实杨威生正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培训英语。3年后杨威生回家的时候，女儿5岁了，“她差点不认识我了。”杨威生说。
今年72岁的杨威生教授感叹：“改革开放给予我们机会，我们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美国的3年改变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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